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罪辩护思路全解析｜邓耀律师跨境刑辩实务干货

摘要： 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跨境电诈、境外回流人员电诈）是当前司法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这类案件普遍存在团伙人数多、涉案流水庞大、跨境取证难度高、主观明知认定容易一刀切、涉案金额认定粗放等问题。本文结合湖南南唐律师事务所邓耀律师长期办理境外回流电诈、跨境团伙诈骗案件的一线实务经验，完整梳理境外诈骗罪辩护核心思路，包含罪名定性辩护（诈骗罪与帮信罪、掩隐罪辨析）、主观明知与共同故意审查、涉案流水质证与金额核减、团伙层级划分与主从犯辩护、境外证据与电子数据合法性质证、37 天审查逮捕阶段辩护、认罪认罚量刑协商、退赃退赔实操要点，同时针对话务员、引流人员、技术、财务、组长等不同岗位区分辩护重心，配套家属高频问答板块，为境外电诈案件当事人及家属提供实务参考。

一、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特殊性与辩护难点

境外电信网络诈骗，一般指犯罪团伙在缅甸、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境外地区搭建窝点，通过网络、电话、社交软件，面向境内被害人实施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的诈骗犯罪。随着跨境劝返、专案清收行动推进，大量境外窝点工作人员回国投案、被押解回国，这类案件持续进入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程序，也是刑事辩护当中难度较高的一类案件。

对比普通境内诈骗案件，境外电诈案件存在五大天然辩护难点，也是辩护工作的核心切入点： 第一，涉案金额认定容易粗放化。境外窝点大多留存业绩台账、提成记录表，办案机关有时直接以整个窝点、整个小组的总业绩，直接认定底层人员的涉案金额，容易出现责任扩大、金额虚高的问题。流水、业绩表不等于个人应当承担责任的诈骗数额。 第二，主观明知推定简单化。实务中经常出现 “只要在境外诈骗窝点务工，就推定明知诈骗” 的认定逻辑。但很多底层人员是被高薪招工、海外客服的虚假宣传诱骗出境，入职初期对窝点真实业务不知情，后续是否具备犯罪故意，需要结合证据细致区分。 第三，团伙层级复杂，主从犯边界模糊。一个跨境窝点，包含出资人、老板、主管组长、话务员、引流、技术运维、财务转账、后勤等多种角色，不同人员的决策权、参与程度、获利方式差距巨大，不加区分统一认定为主犯，是辩护重点抗辩方向。 第四，跨境证据来源复杂，取证程序瑕疵多。大量证据形成于境外，依靠境外协作移交、同案人员供述、电子数据、聊天记录、业绩表格定案，言词证据占比高，证据之间容易出现矛盾，质证空间较大。 第五，羁押率偏高，取保难度更大。跨境诈骗属于重点打击的涉众型财产犯罪，司法机关对社会危险性的审查标准更严，很多家属误以为只要是境外回来的人员就一定不能取保，实际上底层、从犯、有自首情节的当事人，依然存在不批捕、取保的机会。

理清上述难点，辩护工作就可以围绕定性、主观、金额、层级、证据、量刑六大主线有序推进。

二、辩护思路一：罪名定性辩护，区分诈骗罪、帮信罪、掩隐罪

境外电诈团伙内部分工链条很长，不同岗位人员的行为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不是所有在窝点工作的人员，都当然构成诈骗罪共犯。罪名辩护是第一道防线，罪名降档，法定量刑区间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刑法》266 条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刑法》287 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技术、引流、支付结算等帮助，最高刑期三年。 《刑法》312 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明知资金是犯罪赃款，协助转移、取现、结算，最高刑期七年。

实务当中三类常见降档辩护路径：

1. 底层话务员、单纯引流人员：如果当事人只是按照统一话术拨打电话、拉客户进群，没有参与诈骗方案设计、赃款分配，没有直接主导被害人钱款交付，全程只提供辅助引流、沟通，不存在非法占有共同故意，可以论证仅属于犯罪帮助行为，争取认定帮信罪，规避诈骗罪十年以上量刑区间。

2. 资金结算、取现人员：如果当事人只是负责资金划转，没有参与前端诈骗话术、被害人沟通，和上游诈骗团伙事前没有共谋，仅仅知晓资金来源异常，不清楚完整诈骗模式，有机会往掩隐罪方向辩护。

3. 服务器运维、APP 搭建技术人员：技术中立行为是重要抗辩点。如果技术人员只负责平台维护，不参与话术制定、不参与分赃、不知道平台用于诈骗，可主张技术中立帮助，争取帮信罪定性。

这里需要重点说明：定性辩护不能脱离客观证据强行争取，必须结合当事人的入职沟通记录、工作内容、是否参与分红、知情时间综合判断，结合湖南本地同类判例，向办案机关提交类案检索报告支撑观点。

三、辩护思路二：精细审查主观明知，厘清共同犯罪故意

构成诈骗罪共犯，核心要求当事人主观上明知实施诈骗，并且具备共同非法占有财物的故意。主观明知是认定犯罪的核心要件，也是很多跨境案件的争议焦点。辩护律师需要从六个维度收集、梳理有利事实：

1. 出境前的背景：核实招聘渠道、招工宣传内容、和中介的聊天记录，确认当事人出境前是否被虚假高薪、海外客服、电商客服等名义欺骗。

2. 窝点内部信息隔离情况：大型跨境窝点普遍采取信息隔离管理，话务组不知道资金组流程，技术人员不接触诈骗话术，底层人员看不到整体诈骗收益，这种隔离状态，可以佐证当事人认知有限。

3. 知情时间节点：区分 “不知情阶段” 和 “知情之后继续参与阶段”。当事人什么时候意识到窝点是诈骗，是核心分界点，不知情阶段对应的业绩，不应当计入涉案责任范围。

4. 是否存在人身控制、胁迫情形：部分窝点存在扣押护照、限制人身自由、暴力胁迫的情况。当事人在被控制之下被迫参与犯罪，可以主张胁从犯，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5. 获利模式：区分固定工资、低提成、高额分红。只拿固定月薪、没有参与赃款分成，相比老板、主管高额分红，主观恶性明显更低。

6. 当事人的自救行为：有没有尝试逃离窝点、向家人求助、主动联系国内自首、主动回国投案，这类客观行为，都可以反驳 “积极追求诈骗结果” 的推定。

办案机关经常以 “接受话术培训、在境外窝点上班、收入高于普通工作” 推定明知，辩护时不能单纯口头辩解，要把客观证据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反证逻辑，打破推定。

四、辩护思路三：涉案金额质证与核减，量刑核心主战场

诈骗罪量刑和涉案金额直接挂钩，湖南地区参考标准：诈骗数额 5000 元以上属于数额较大，3 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50 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一旦金额跨入 50 万档位，量刑直接十年起步，所以金额核减是境外诈骗案件最重要的辩护工作。

实务中金额认定常见问题：

1. 直接将窝点总业绩、小组全部业绩归责于单个底层人员；

2. 业绩台账包含刷单测试金额、未回款金额、其他组员业绩，统计口径混乱；

3. 资金流水混同，合法资金、个人往来资金、诈骗赃款没有拆分；

4. 同一笔被害人资金，在引流、话务、资金多个环节重复统计；

5. 仅有被害人陈述，没有转账记录、后台数据佐证的金额，一并认定。

可落地的核减质证方法： 第一，锁定当事人本人对接的被害人、本人拨打的号码、本人负责的聊天客户，剔除其他人员对应的业绩； 第二，区分既遂金额和未遂金额，被害人没有实际转款的未遂部分，依法从轻； 第三，对于只有单方台账、没有被害人笔录、没有资金流水印证的金额，提出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第四，核对退赔记录，已经返还被害人的金额，在认定犯罪数额、量刑时予以考量； 第五，认罪认罚协商前，先完成金额质证，不要在没有核对清楚流水、台账的情况下，盲目认可高额涉案金额。

五、辩护思路四：团伙层级拆解，主从犯精细化辩护

跨境诈骗团伙是层级分明的组织，不同岗位的地位、作用差距极大，辩护要区分层级，优先争取从犯认定。

1. 顶层组织者、出资人：策划窝点搭建、招募人员、制定话术、分配赃款，一般认定主犯；

2. 中层组长、主管：管理组员、安排业绩、培训话术，属于中间层级，重点论证其不是核心出资人，控制范围仅限于本组，降低罪责；

3. 底层执行者：话务员、普通引流人员，只按照安排完成基础工作，没有决策权，一般可以争取认定从犯；

4. 外围辅助人员：后勤、单纯技术维护，根据参与深度评价作用。

从犯辩护核心论证要点：没有参与犯罪策划，不掌握赃款分配，工作时间短、入职晚，仅领取固定报酬，对整个团伙全部犯罪规模不知情。认定从犯，法律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有机会争取缓刑、不起诉。 如果确实存在被扣押证件、被暴力胁迫参与，重点走胁从犯的辩护路径，胁从犯的从轻幅度远高于普通从犯。

六、辩护思路五：跨境证据、电子数据合法性质证

境外案件证据短板集中在跨境取证和电子数据，质证重点分为三块： 第一，境外移交证据的程序审查。从境外司法机关移交的笔录、书证，审查是否符合刑事司法协助相关规定，移交手续、翻译文件是否规范，程序存在重大瑕疵的，依法提出排除意见。 第二，电子数据质证。后台记录、聊天记录、业绩表格、服务器数据，重点核查：提取笔录是否规范、原始存储介质是否封存、有无篡改风险、鉴定程序是否合规，数据有没有经过清洗、删减。电子数据是这类案件定案的核心，一旦数据存在瑕疵，对应的金额事实就缺乏支撑。 第三，言词证据质证。同案人员供述、被害人陈述稳定性差，重点比对供述之间、供述和资金流水、后台数据之间的矛盾点，相互无法印证的事实，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予认定。

七、辩护思路六：37 天黄金期辩护，争取不批捕、取保候审

很多家属误以为境外回流电诈案件没有取保空间，实际上 37 天审查逮捕阶段，依然是辩护黄金窗口，也是争取不批捕的最佳阶段。 侦查阶段律师核心工作：及时会见当事人，核实出境经过、岗位分工、知情时间、是否遭受胁迫、获利情况；收集有利线索，整理不批捕法律意见书，围绕社会危险性开展论证。 适合争取不批捕的情形：底层人员、从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无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经过核减后幅度较低、家属愿意配合退赃退赔、具备稳定监管条件。 需要提醒家属：不要轻信所谓花钱捞人、找关系的说法，只有依托证据和法律意见，向检察院提出专业辩护意见，才是合法有效的途径。

八、辩护思路七：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与量刑协商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跨境诈骗案件中适用普遍，但认罪认罚不等于直接放弃辩护，而是量刑协商的工具。 协商的核心筹码：涉案金额的合理认定、从犯 / 自首 / 坦白等法定情节确认、退赃退赔、预缴罚金、被害人谅解、立功线索。 实操要点：先阅卷、核对流水和业绩，再谈量刑建议，不仓促签署具结书；如果签署之后发现新证据、量刑建议明显过重，审判阶段依然可以继续辩护；一审判决畸重，二审仍然可以上诉，针对金额、主从犯认定错误提出辩护意见。 退赃也不是全盘按照指控金额退，可以在律师评估之后，结合可认定的金额合理规划退赔方案，避免超额退赔。

九、不同岗位当事人差异化辩护重点

跨境窝点分工不同，辩护方案不能模板化，要一案一策： 话务员、客服：主攻主观明知抗辩、从犯认定、金额核减、争取降档帮信罪； 引流推广人员：重点论证只是前端引流，没有诈骗共谋，参与时间短、获利低； 技术运维人员：主打技术中立，没有参与诈骗共谋，争取帮信罪； 财务转账人员：区分上游共谋，争取掩隐罪定性； 组长、主管：限定管理范围，区分和老板的地位差距，避免被认定核心主犯； 被胁迫务工人员：重点收集被控制、被扣押证件的证据，争取胁从犯认定。

十、家属高频 FAQ

Q1：从境外诈骗窝点回国，是不是一定会定诈骗罪重判？ A：不是。最终定什么罪名、判多重，核心看当事人的岗位、主观知情时间、参与深度、获利情况。底层被诱骗务工人员，存在认定帮信罪、掩隐罪、从犯的辩护空间，有机会大幅降档。

Q2：窝点总业绩几百万，是不是全部算在我家人头上？ A：不可以直接归责。刑事责任遵循个人责任原则，只能对本人实际参与的诈骗数额负责。律师可以通过核对台账、流水、笔录，剔除不属于当事人的金额，实现金额核减。

Q3：被高薪招工骗出国，到境外之后才知道是诈骗，怎么认定明知？ A：以知情时间作为分界点。不知情阶段对应的业绩，不承担刑事责任；知晓之后继续参与的部分，才纳入评价。如果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离开，还可以争取胁从犯认定。

Q4：境外电诈案件，37 天黄金期还有用吗？ A：有用。无论是主动劝返回国，还是押解回国，都适用审查逮捕期限。底层从犯、自首人员，在这个阶段提交专业法律意见，争取不批捕、取保的机会最大。

Q5：当事人只负责转账走账，一般定诈骗还是掩隐？ A：看事前有没有和诈骗团伙共谋。如果事前就商量好配合诈骗收钱转账，属于诈骗共犯；如果只是知道资金来路不正，不清楚前端诈骗过程，有机会认定掩隐罪。

Q6：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还能不能继续辩护、上诉？ A：可以。认罪认罚是量刑协商，不等于放弃辩护权。如果证据发生变化、量刑明显畸重，庭审中依然可以提出辩护意见，一审判决不服，有权上诉。

Q7：家属现阶段可以做哪些事？ A：第一时间委托专门做刑事的律师介入，及时会见；配合律师整理证据线索，评估退赃方案；跟进案件阶段节点，通过办案管家掌握进度；远离 “花钱摆平案件” 的骗局。

Q8：境外电诈一审之后，二审改判概率高吗？ A：如果一审存在金额认定错误、主从犯划分错误、证据采信不当、量刑过重，二审有改判空间。这类案件证据链条复杂，是二审审查的重点。

十一、律师与律所介绍

邓耀律师，湖南南唐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涉诈案件党员先锋攻坚小组组长，党员律师。长期深耕电信网络财产类犯罪辩护，主攻跨境境外电信诈骗、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网络诈骗等案件，办理大量境外回流人员诈骗大案，擅长涉案流水质证、层级责任切割、主观明知辩护、37 天不批捕法律意见撰写，熟悉湖南各地以及跨省办案机关裁判尺度，多起案件实现取保、不起诉、罪名降档、缓刑。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联合杨志勇、陈瑞芳合伙人共同会诊，多维度拆解案卷，搭建完整辩护方案。

湖南南唐律师事务所，长沙专注刑事案件的精品律所，只办理刑事业务，不承接民商事、法律顾问等非刑事业务。律所采用「合伙人律师 + 主办律师 + 办案管家」三人专属办案小组模式，配套刑案三刀流三级文书审核、湖南本地类案强制检索、每周五疑难案件研讨、37 天阶梯式分阶段辩护规划、三级分层透明收费、公益帮扶咨询等标准化办案体系，重大疑难案件启动合伙人联合会诊机制。

【普法提示】本文仅为刑事辩护实务经验科普，所有内容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公开裁判规则总结，不针对任何个案作出胜诉、不起诉、缓刑结果承诺。文中涉及办案思路为类案通用辩护方向，个案走向取决于证据、案情、当地司法裁判尺度，最终结果以司法机关生效文书为准，本文转载于湖南南唐律师事务所官网。